清风迎面，水过无痕，回首一眸，柒暑已逝。。。
两年努力，个中取舍，换来的另一个开始；
前路明暗，知晓未明，屈曲笔直谁能示也？
Sunday, November 24, 2013
Sunday, September 23, 2012
Monday, August 8, 2011
Monday, March 7, 2011
若同中国中医药大学联办课程 本地中医院校生能获学士学位
(2011-03-05)
虽然本地两所中医院校受私立教育法令约束，只能给毕业生颁发专业高级文凭，不能颁发学士学位，但若他们是跟中国的中医药大学联办课程，他们的毕业生也能获得这些中国大学所颁发的学士学位。
卫生部长许文远昨天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卫生部开支预算时，针对议员曾士生（如切区）提出本地中医院校不能颁发学士学位的限制，可能会对那些有意提升自身专业水平的中医师造成影响的问题做出回应时，做上述表述。
目前，中医师若要在本地执业必须先向卫生部属下中医管委会注册，他们必须持有本地两所中医院校颁发的专业高级文凭或毕业证书，或者是指定中国大学的中医学士学位。
若加上最近被加入受承认中国中医大学名单的黑龙江和山东中医药大学，共有8所中国大学的中医药学士学位获承认。
在本地，大多雇主都不接受中医师签发的病假单。随着越来越多人向中医师求医，曾士生建议公共服务部这个本地最大的雇主带头承认中医师签发的病假单，鼓励其他私企雇主效仿。
许文远并不赞同这项建议。他强调，中西医源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本地医疗体系仍是以西医为主，中医只能算是另类疗法（alternative medicine），因此当局对于中医师和中药的限制跟西医和西药不同，这也是为何当局并不允许人们动用公积金保健储蓄来支付看中医的费用，而许多雇主也不承认中医师签发的病假单。
他指出，这样的情况日后是否会改变就要看本地中医界如何做出调整。
他说：“现在根本还看不出中医界是否需要改变，而中医界若真要改，它又能不能参照西医制度做出调整。南京中医药大学一名教授告诉我，他们多年来尝试搞中西医结合，结果两败俱伤，而事实上，中国国内的西医比中医师多出很多倍。”
许文远认为，除了效仿中国的做法来发展本地中医体系，我国其实也可以在这方面走出新路，尤其在中医药研究方面扮演独特角色。
他最近就跟卫生科学局谈起，就如它经常就病人对西药的不良反应进行研究，或许我国也可以就服用中药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或者是同时使用中西药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他指出，中央医院一批对中医有兴趣的西医正在研究、比较中医和西医治疗糖尿病的疗效，他认为如果能以西医循证医学的做法研究中医疗法，并将研究结果刊登于医疗期刊上，这将对医疗界有很大帮助。
《联合早报》
虽然本地两所中医院校受私立教育法令约束，只能给毕业生颁发专业高级文凭，不能颁发学士学位，但若他们是跟中国的中医药大学联办课程，他们的毕业生也能获得这些中国大学所颁发的学士学位。
卫生部长许文远昨天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卫生部开支预算时，针对议员曾士生（如切区）提出本地中医院校不能颁发学士学位的限制，可能会对那些有意提升自身专业水平的中医师造成影响的问题做出回应时，做上述表述。
目前，中医师若要在本地执业必须先向卫生部属下中医管委会注册，他们必须持有本地两所中医院校颁发的专业高级文凭或毕业证书，或者是指定中国大学的中医学士学位。
若加上最近被加入受承认中国中医大学名单的黑龙江和山东中医药大学，共有8所中国大学的中医药学士学位获承认。
在本地，大多雇主都不接受中医师签发的病假单。随着越来越多人向中医师求医，曾士生建议公共服务部这个本地最大的雇主带头承认中医师签发的病假单，鼓励其他私企雇主效仿。
许文远并不赞同这项建议。他强调，中西医源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本地医疗体系仍是以西医为主，中医只能算是另类疗法（alternative medicine），因此当局对于中医师和中药的限制跟西医和西药不同，这也是为何当局并不允许人们动用公积金保健储蓄来支付看中医的费用，而许多雇主也不承认中医师签发的病假单。
他指出，这样的情况日后是否会改变就要看本地中医界如何做出调整。
他说：“现在根本还看不出中医界是否需要改变，而中医界若真要改，它又能不能参照西医制度做出调整。南京中医药大学一名教授告诉我，他们多年来尝试搞中西医结合，结果两败俱伤，而事实上，中国国内的西医比中医师多出很多倍。”
许文远认为，除了效仿中国的做法来发展本地中医体系，我国其实也可以在这方面走出新路，尤其在中医药研究方面扮演独特角色。
他最近就跟卫生科学局谈起，就如它经常就病人对西药的不良反应进行研究，或许我国也可以就服用中药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或者是同时使用中西药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他指出，中央医院一批对中医有兴趣的西医正在研究、比较中医和西医治疗糖尿病的疗效，他认为如果能以西医循证医学的做法研究中医疗法，并将研究结果刊登于医疗期刊上，这将对医疗界有很大帮助。
《联合早报》
Thursday, February 24, 2011
刊登于早报网
http://singapuranews.multiply.com/journal/item/4971
黄连，何时才能解禁？
2009-01-16
邓秀华
12月间，我进修南京中医药大学唐德才教授主讲的中药研究，当时谈到黄连在本地禁用的问题，随后到图书馆找了相关资料，而今又从报上看到一篇追思黄学文教授，《黄连·黄疸·黄学文》的文章，不禁让人回忆起这段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话题。
从1978年10月政府开始发布禁令时，至今已近30年的岁月，从资料中了解，当时中医团体的陈情书以及有关报道就有11篇，提交相关资料有关《黄连致溶血性黄疸毒性及其防治研究综合报告》就有：文献研究6篇，试验研究10篇，社会调查6篇，附录2篇。然而有关黄连适应症以及副作用的文献数量繁多，众说纷纭，且文献质量参差不齐，均让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黄连被禁的时代背景
黄学文教授是国立大学著名的小儿科系主任，也是著名的黄疸病研究专家。据报道指出，孕妇直接服用黄连，造成胎儿患黄疸的是21.5%，婴儿直接服用黄连患黄疸是33%。何乃强在《黄连·黄疸·黄学文》文内提到，新加坡的新生儿黄疸病的情形比较特殊，有很多新生婴儿黄疸病逝是因为先天患有G6PD酶素缺乏症。他们的祖先多来自中国南方人种，把这份特殊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而新生儿若缺乏G6PD酶素，服用了黄连素或小檗碱就会引起严重急性溶血性及黄疸，以及导致可以致命的脑核黄（kernicterus)。后遗症是失聪、痉挛、智力障碍等等。
黄教授身为儿科权威，当意识到新生婴儿的生命受威胁时，自然极为重视。他当时除了意识到当时的中医界并没有完善管理制度外，也无法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当时的中医界犹如一盘散沙，无制度规划性。中药界更存着凌乱现象，几乎一半以上均未受过正统医学教育，多数是来自祖传或师徒相传。当时有几个较大的团体，但多数也各自为政。中医界并没有很好的具体规划和形成一个制度体系管制约束医药体系，故此黄教授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手段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我身为中医师也赞同此点。
中医师公会以及中药出入口商于1979年1月提呈卫生部的陈情书中提出：
一、恳请卫生部对黄连及含有黄连之成药撤销禁令，准予自由出入口，并在控制下，可在我国市场进行销售。
二、要求政府产科医院对患者有先天G6PD酶素缺乏症之病儿发于证明书，然凡中医师查悉上述证书之病儿，根据病情的需要，方可处予黄连或含有黄连之成药。并予处方上签名负责，而药店则需以处方为依据；售予有关之药物，至于孕妇；医师与药店将不使用或售予上述之药物。
三、所有黄连及含有黄连之成药必须于说明书上列明：有关药物对先天G6PD酶素缺乏症之副作用和临床前三个月之孕妇忌服。
今昔的相比
身为中医师，在回顾这些文献时，我不禁思考，当时的中医界是否能负起这一份沉重的责任？我针对上述三点做出今昔相比的分析：
一、在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初中国才刚开始改革开放，有很多制度的建设和科研化设备均未完善和成熟，有很多的中药检验并没有很好的科学化或研究出很好的文献报告，而当时本地的中医界和中药商们又多各自为政，从各自利益出发，根本未能妥善地找出一个制衡点，有很多中药店在配药的时候只是随意潦草的签个字即可，很多漏洞即能衍生而出。药量的限制也没清楚列出，很多时候中药店并没有在购买时限制药量，对于由此衍生出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方案。
中国已不单单只出口草药，甚至研发出的合剂，颗粒剂，在品质管理下均能得到很好的控制，比如颗粒粉剂单药均控制在每3g为一包装，若不采用通过中药店出售草药，而是通过注册的中医师，如高级文凭以上的中医师才能开处方，这未尝不可行。
2001年2月7日在中医注册法令2000下成立中医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是新加坡卫生部属下的一个法定机构，本地的中医界才渐渐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和管制。而且本地所培训中医师必须由政府规定认可的两间中医学院毕业之学生、或本地唯一认可的两间中医学院联办之中国大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课程毕业中医师、甚至还有南洋大学设立的中药系，方可开此处方？因为当中医药管理局建立了一系列的管制体系，中医师在这体制内若要生存，必须提升本身的学问、临床学识，甚至通过与中国大学建立的医学体系交流学习，以医学体系来管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些年来不论官方或民间、学院等与中国的交流量绝对大于30年前的封闭式，当时的封闭式形态毕竟是一个过程，也成为历史，近年来的频繁交流和开放心态，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希望中医管理局等有关单位能留意这存在着30年来的争议。
二、当时的陈情书内提到，要求政府产科医院对患者有先天G6PD酶素缺乏症之病儿发予证明书，规定所有中医师查悉上述证书之病儿，根据病情的需要，方可处予黄连或含有黄连之成药。
这是一件令人哑然失笑的事件，在当时的中医界自己本身并没有完善的制度所约束、规划管理，多数是民间私自成立的团体，试想，如何要求政府医院提供发予病儿证明书？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以及科技技术、资金，须利用标准作业程序与实验室进行检体的分析，这可能对医疗者造成影响，比如包括成本转移、提高。相对现在的技术、资金，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须要庞大的费用和人力的利益问题，又怎能为了一个黄连来配合未有完善制度的中医团体？
以当时的成本考量，难以一一的实证黄连能有效应用科学证据来解决病人个别的药物相关问题，甚至包括药物经济的分析、病人用药后的生活质量评估、药物的安全性考量。故此黄教授当机立断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当时的中医团体其实才需要检讨自我的缺点，纠正本身欠缺的步伐，配合政府所要达到的要求，才是明智之举。
三、在陈情书上提到在病患者和孕妇临产前三个月之孕妇忌用，但是这并未能解决会发生的问题，危险性也还是存在着。
既然是造成孕妇和新生儿的危险性存在，为何当时未考虑限定12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孕妇们禁忌服用？或只用于成人病患？毕竟黄连在现代的中国研究相对30年前来得更为深入和科学化，现在的科研开发相对二、三十年前来说是大大的跃进。
我也希望南洋理工大学所设立的中草药系，在往后的未来能推动实证中草药学，以严格选择及科学研究后，实证中草药医学是一种可以以科学方法管制品质的，并帮助医疗人员或相关等研究单位，通过综合分析而做出正确和适当的决策，避免主观偏差缺陷。这是一种让黄连得到平反的机会。
这30年来，中医界走过风风雨雨，当整个中医界建立起完善的管控制度后，官方以及本地的中医学院持续地邀请学有专精的学者来进行讲授，希望藉由各方经验的专家，从不同角度与大家进行实务经验之分享交流。我希望南洋理工大学中草药系提升中医药事人员对临床试验之认知，对中草药临床试验质量，并重新审视思考中医药临床试验法规。中医方面也不断提升，以创建更周详的中医医疗制度，并且希望通过新加坡中药管理局的争取，提出要求，让黄连有解禁的一天，这才是治标也治本的方法。
作者是本地的中医师
黄连，何时才能解禁？
2009-01-16
邓秀华
12月间，我进修南京中医药大学唐德才教授主讲的中药研究，当时谈到黄连在本地禁用的问题，随后到图书馆找了相关资料，而今又从报上看到一篇追思黄学文教授，《黄连·黄疸·黄学文》的文章，不禁让人回忆起这段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话题。
从1978年10月政府开始发布禁令时，至今已近30年的岁月，从资料中了解，当时中医团体的陈情书以及有关报道就有11篇，提交相关资料有关《黄连致溶血性黄疸毒性及其防治研究综合报告》就有：文献研究6篇，试验研究10篇，社会调查6篇，附录2篇。然而有关黄连适应症以及副作用的文献数量繁多，众说纷纭，且文献质量参差不齐，均让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黄连被禁的时代背景
黄学文教授是国立大学著名的小儿科系主任，也是著名的黄疸病研究专家。据报道指出，孕妇直接服用黄连，造成胎儿患黄疸的是21.5%，婴儿直接服用黄连患黄疸是33%。何乃强在《黄连·黄疸·黄学文》文内提到，新加坡的新生儿黄疸病的情形比较特殊，有很多新生婴儿黄疸病逝是因为先天患有G6PD酶素缺乏症。他们的祖先多来自中国南方人种，把这份特殊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而新生儿若缺乏G6PD酶素，服用了黄连素或小檗碱就会引起严重急性溶血性及黄疸，以及导致可以致命的脑核黄（kernicterus)。后遗症是失聪、痉挛、智力障碍等等。
黄教授身为儿科权威，当意识到新生婴儿的生命受威胁时，自然极为重视。他当时除了意识到当时的中医界并没有完善管理制度外，也无法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当时的中医界犹如一盘散沙，无制度规划性。中药界更存着凌乱现象，几乎一半以上均未受过正统医学教育，多数是来自祖传或师徒相传。当时有几个较大的团体，但多数也各自为政。中医界并没有很好的具体规划和形成一个制度体系管制约束医药体系，故此黄教授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手段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我身为中医师也赞同此点。
中医师公会以及中药出入口商于1979年1月提呈卫生部的陈情书中提出：
一、恳请卫生部对黄连及含有黄连之成药撤销禁令，准予自由出入口，并在控制下，可在我国市场进行销售。
二、要求政府产科医院对患者有先天G6PD酶素缺乏症之病儿发于证明书，然凡中医师查悉上述证书之病儿，根据病情的需要，方可处予黄连或含有黄连之成药。并予处方上签名负责，而药店则需以处方为依据；售予有关之药物，至于孕妇；医师与药店将不使用或售予上述之药物。
三、所有黄连及含有黄连之成药必须于说明书上列明：有关药物对先天G6PD酶素缺乏症之副作用和临床前三个月之孕妇忌服。
今昔的相比
身为中医师，在回顾这些文献时，我不禁思考，当时的中医界是否能负起这一份沉重的责任？我针对上述三点做出今昔相比的分析：
一、在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初中国才刚开始改革开放，有很多制度的建设和科研化设备均未完善和成熟，有很多的中药检验并没有很好的科学化或研究出很好的文献报告，而当时本地的中医界和中药商们又多各自为政，从各自利益出发，根本未能妥善地找出一个制衡点，有很多中药店在配药的时候只是随意潦草的签个字即可，很多漏洞即能衍生而出。药量的限制也没清楚列出，很多时候中药店并没有在购买时限制药量，对于由此衍生出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方案。
中国已不单单只出口草药，甚至研发出的合剂，颗粒剂，在品质管理下均能得到很好的控制，比如颗粒粉剂单药均控制在每3g为一包装，若不采用通过中药店出售草药，而是通过注册的中医师，如高级文凭以上的中医师才能开处方，这未尝不可行。
2001年2月7日在中医注册法令2000下成立中医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是新加坡卫生部属下的一个法定机构，本地的中医界才渐渐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和管制。而且本地所培训中医师必须由政府规定认可的两间中医学院毕业之学生、或本地唯一认可的两间中医学院联办之中国大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课程毕业中医师、甚至还有南洋大学设立的中药系，方可开此处方？因为当中医药管理局建立了一系列的管制体系，中医师在这体制内若要生存，必须提升本身的学问、临床学识，甚至通过与中国大学建立的医学体系交流学习，以医学体系来管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些年来不论官方或民间、学院等与中国的交流量绝对大于30年前的封闭式，当时的封闭式形态毕竟是一个过程，也成为历史，近年来的频繁交流和开放心态，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希望中医管理局等有关单位能留意这存在着30年来的争议。
二、当时的陈情书内提到，要求政府产科医院对患者有先天G6PD酶素缺乏症之病儿发予证明书，规定所有中医师查悉上述证书之病儿，根据病情的需要，方可处予黄连或含有黄连之成药。
这是一件令人哑然失笑的事件，在当时的中医界自己本身并没有完善的制度所约束、规划管理，多数是民间私自成立的团体，试想，如何要求政府医院提供发予病儿证明书？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以及科技技术、资金，须利用标准作业程序与实验室进行检体的分析，这可能对医疗者造成影响，比如包括成本转移、提高。相对现在的技术、资金，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须要庞大的费用和人力的利益问题，又怎能为了一个黄连来配合未有完善制度的中医团体？
以当时的成本考量，难以一一的实证黄连能有效应用科学证据来解决病人个别的药物相关问题，甚至包括药物经济的分析、病人用药后的生活质量评估、药物的安全性考量。故此黄教授当机立断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当时的中医团体其实才需要检讨自我的缺点，纠正本身欠缺的步伐，配合政府所要达到的要求，才是明智之举。
三、在陈情书上提到在病患者和孕妇临产前三个月之孕妇忌用，但是这并未能解决会发生的问题，危险性也还是存在着。
既然是造成孕妇和新生儿的危险性存在，为何当时未考虑限定12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孕妇们禁忌服用？或只用于成人病患？毕竟黄连在现代的中国研究相对30年前来得更为深入和科学化，现在的科研开发相对二、三十年前来说是大大的跃进。
我也希望南洋理工大学所设立的中草药系，在往后的未来能推动实证中草药学，以严格选择及科学研究后，实证中草药医学是一种可以以科学方法管制品质的，并帮助医疗人员或相关等研究单位，通过综合分析而做出正确和适当的决策，避免主观偏差缺陷。这是一种让黄连得到平反的机会。
这30年来，中医界走过风风雨雨，当整个中医界建立起完善的管控制度后，官方以及本地的中医学院持续地邀请学有专精的学者来进行讲授，希望藉由各方经验的专家，从不同角度与大家进行实务经验之分享交流。我希望南洋理工大学中草药系提升中医药事人员对临床试验之认知，对中草药临床试验质量，并重新审视思考中医药临床试验法规。中医方面也不断提升，以创建更周详的中医医疗制度，并且希望通过新加坡中药管理局的争取，提出要求，让黄连有解禁的一天，这才是治标也治本的方法。
作者是本地的中医师
联合早报 2007年的一份报告
http://health.zaobao.com.sg/pages7/chinese070517.html
正确认识新加坡的中医现况
新加坡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 (2007-05-17)
对近来有关中医的各种讨论，本会表示关注。以下是本会对有关课题的看法：
有关外国中医师在本地注册行医的条件
根据本会了解，国会议员王世丰医生对中医的行医注册条件的理解，与政府公布的条件要求有明显的差距。
卫生部中医管理委员会的中医注册条件是，本地公民需：
一、拥有新加坡中医学院或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颁发的专业毕业文凭，或中医学士学位证书；
二、拥有中医管理委员会所承认的六所中国中医大学颁发的的中医学士学位、证书，但不拥有受承认的外国中医师执照，须在新加坡中医学院或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完成规定的临床实习时数；
本地两所中医学校——新加坡中医学院和中医学研究院，过去几年来学生增加不少。（档案照片）
三、拥有中医管理委员会所承认的六所中国中医大学颁发的的中医学士学位、证书；同时拥有受承认的外国中医师执照者，在合格的中医机构和在合格主管医师的监督下临床行医一年。
符合以上任何一项条件的本地公民，就能参加由中医管理委员会主办的新加坡中医师注册资格考试，考试及格后，方能正式注册成为中医师。
非公民则需拥有中医管理委员会所承认的六所中国中医大学颁发的中医学士学位证书；同时拥有受承认的外国中医师执照，并有受承认的行医经验八年以上，及副主任医师资格者，即能批准获得有条件注册，在合格主管中医的监督下，在合格中医机构临床行医一年。一般情况下，如无争议，可以每年更新注册共三年。
非公民在有条件注册三年后，可能被允许参加新加坡中医注册资格考试，考试及格后，即能获得正式注册。
王世丰医生的理解是：在监督下的临床行医工作同等于在监督下的临床实习，其工作范围和职权完全一样。而公民和非公民的差别只是在于时间的长短。其实注册条件中，临床行医工作与临床实习的定义是不同的：
·临床实习的工作范围和职权的限制：不能处方用药。
·临床行医工作的工作范围和职权的限制：无限制，受监督者可独立诊治病人，处方用药或针灸推拿。其行医工作与正式注册的医师无异。监管医师主要任务为监督受监督者遵循本地法规而非临床技能。相比之下，符合条件的公民反而不能在毕业回国后的第一年内行医。
鉴于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法规和国情不同，同时，中医诊病必须对当地的人文与环境有一定的了解，方能发挥最好的医术。符合条件的非公民中医可借此三年来熟悉和融入本地社会。对他本人和病者都是好事。这三年是行医而非实习，所以不存在屈就的问题。
至于对非公民中医的八年行医经验和副主任医师职称的要求，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王世丰医生也赞成要引入有经验的中医而非刚毕业的本科生。因此，形容中医管理局奉行“双重合格标准”和“保护主义的配额制度”，就难免有“言词耸动”之嫌。
4月17日《联合早报·社论》也同样混淆了临床行医工作与临床实习在职权上的不同，并以此为据，认为亏待了消费者。实际上符合条件的非公民中医，在还未正式注册前就已经为消费者服务了。
引进中国中医教授
郁仁存教授在4月16日的早报访谈中认为，本地中医师的中医知识有待提高，必须引进经验丰富的中医师前来授课，以提高本地中医师的中医能力。本地也应开办中医进修班，让所有已执业的中医进修。医术的提高是无止境的，我们感谢郁教授对本地中医教育的关心。本地院校一向来都有聘请中国教授前来教导本科生的做法，并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为毕业医师创造自我提升的机会。
以下是2006年度的大略统计，可供大家参考：
2006年全年，本地各大中医团体为中医师所举办的专题演讲和短期课程的总学时为835小时，参加总人次是4044。平均每天举办2.23小时的进修课程。除此之外，还有三个硕士班和三个博士班同时进行。负责授课的老师包括中国各大中医院校的教授和当代中国著名的老中医。
郁仁存教授也提到本地现有的中医院校的教学水平有待提高，应使本地毕业生也能拥有相等于中国中医药大学毕业生一般的能力，通晓中西医。我们无从将本地中医院校毕业生和中国毕业生的能力作一比较。但可以从他们的课程安排看出一些端倪。以下列出两地五年制中医学士学位课程学时比较：
本地中医院校学生总共要要花2540学时来学习29门中医科目，中国中医院校学生也学29门中医科目，但只学1847学时，比本地生少了693学时，即少了约27%。中国中医院校学生需花906学时来学习15门西医课程，而本地中医院校学生用620学时来学13门西医课程。本地学生的临床课时为1900学时，中国中医院校学生则有1820学时。（注：以上中国中医院校的学时分配是以数所著名院校为准，个别院校的学时分配会有所上下。）
本地中医学生学时较长
相比之下，本地学生学中医的时间比中国学生较多，临床课时也比较多。而中国学生学西医的时间比本地多。本地学生学了西医课程后不能用西药，不能中西结合，若增加西医课程学时，势必影响中医课程的学时。到时少学了中医，又不能用西药，只有苦了学生，害了大众。过去50年来，本地中医师的教育和培训都是由民间包办，以微薄的财力，物力和义务劳动经营来培养出今天的这支中医队伍，撑起了本地中医的这片天，而本地每年接受中医治疗的人数也与日俱增。
在这全世界兴起中医热的时候，中国中医界的动态，备受瞩目。老中医陆广莘（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基础理论研究所原副所长）于2005年出席了一个名为“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的座谈会。座谈会纪录中有这么的一段话：
“贾谦：我从1992年开始涉足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到现在十几年了……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四亿人口，有80万通过师徒传承的中医；后来，由于余云岫等反对中医，要‘废医存药’，所以国民党政府就消灭中医，到1949年，我国只有50万中医了；现在我们是27万中医，比1949年的时候差不多又减少了一半，而我们现在的人口是13亿，是1911年的三倍还多，如果根据1911年的比例，我们现在至少应该有250万中医，但实际只有27万，再看看这27万的质量，我们调查了一些中医院，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大夫能开汤药处方，即能够辨证论治。如果按这个比例算下来，我国能够按照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大夫今天只有两三万人。再过十年，这些人退休了，可以说中国就没有中医了。今天我们不少病人说找不到好中医，事实上就是这个问题。谁是那3万以内的中医，谁又是那3万以外的中医? 后一部分人只能开化验单，开一些西药和中药，与西医几无二致。据统计，目前我们的中成药60％以上是西医开的，中医开出的不到40％。”该座谈会纪录登载于《读书》2005年第九期，同样内容也能在中国事务http://www.chinaaffairs.org 上查到。（注：贾谦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上述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目前中医学院的中医教育太缺乏中医特色，培养的中医人员实在难以担当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历来被中医大家所重视的中医经典却不断被删减，甚至成为选修课。并将中医、中药设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医不识药，药不懂医，如此割裂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结果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残废’，中医、中药都难以充分发展，即使维持原有水平都成问题。中医课程的内容也值得商榷。现在中医教材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也越来越多，甚至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这样把难以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更是无所适从，而且目前教育方法日趋简单化、公式化、规范化，失去中医学灵活多动的特色，结果学生‘中医没有学好，西医没有学到’，成为两个中专生。”（文见中医药战略网www.chinamedicine.org.cn）
前些时候，中国有人提倡将中医从主流医药中排除出去。其中原因，引人深思，也令人担心。我们很关注事情的发展，因为中国的中医前途，不仅是中国的医药问题，其影响的深远，早已超出国界。中国中医的存亡或兴衰，将无可避免的对世界的中医发展，起着广泛的作用。
本地中医科研的现实
中医发展与科学挂钩的各种问题如：中医必须用怎样的科学理论来研究？如何研究？其效果如何？在中国争议颇大，争论已久。但无论如何，做中医科研、经费、硬件、人才的需求庞大。正如早报社论所说，必须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进其门槛。撇开民办中医教育的事实，中医科研也只是空谈。
本会认为：大家关心中医是件好事。热烈的讨论将有助于了解事实的真相。希望社会大众多提意见，帮助中医事业茁壮成长，造福世界。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正确认识新加坡的中医现况
新加坡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 (2007-05-17)
对近来有关中医的各种讨论，本会表示关注。以下是本会对有关课题的看法：
有关外国中医师在本地注册行医的条件
根据本会了解，国会议员王世丰医生对中医的行医注册条件的理解，与政府公布的条件要求有明显的差距。
卫生部中医管理委员会的中医注册条件是，本地公民需：
一、拥有新加坡中医学院或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颁发的专业毕业文凭，或中医学士学位证书；
二、拥有中医管理委员会所承认的六所中国中医大学颁发的的中医学士学位、证书，但不拥有受承认的外国中医师执照，须在新加坡中医学院或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完成规定的临床实习时数；
本地两所中医学校——新加坡中医学院和中医学研究院，过去几年来学生增加不少。（档案照片）
三、拥有中医管理委员会所承认的六所中国中医大学颁发的的中医学士学位、证书；同时拥有受承认的外国中医师执照者，在合格的中医机构和在合格主管医师的监督下临床行医一年。
符合以上任何一项条件的本地公民，就能参加由中医管理委员会主办的新加坡中医师注册资格考试，考试及格后，方能正式注册成为中医师。
非公民则需拥有中医管理委员会所承认的六所中国中医大学颁发的中医学士学位证书；同时拥有受承认的外国中医师执照，并有受承认的行医经验八年以上，及副主任医师资格者，即能批准获得有条件注册，在合格主管中医的监督下，在合格中医机构临床行医一年。一般情况下，如无争议，可以每年更新注册共三年。
非公民在有条件注册三年后，可能被允许参加新加坡中医注册资格考试，考试及格后，即能获得正式注册。
王世丰医生的理解是：在监督下的临床行医工作同等于在监督下的临床实习，其工作范围和职权完全一样。而公民和非公民的差别只是在于时间的长短。其实注册条件中，临床行医工作与临床实习的定义是不同的：
·临床实习的工作范围和职权的限制：不能处方用药。
·临床行医工作的工作范围和职权的限制：无限制，受监督者可独立诊治病人，处方用药或针灸推拿。其行医工作与正式注册的医师无异。监管医师主要任务为监督受监督者遵循本地法规而非临床技能。相比之下，符合条件的公民反而不能在毕业回国后的第一年内行医。
鉴于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法规和国情不同，同时，中医诊病必须对当地的人文与环境有一定的了解，方能发挥最好的医术。符合条件的非公民中医可借此三年来熟悉和融入本地社会。对他本人和病者都是好事。这三年是行医而非实习，所以不存在屈就的问题。
至于对非公民中医的八年行医经验和副主任医师职称的要求，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王世丰医生也赞成要引入有经验的中医而非刚毕业的本科生。因此，形容中医管理局奉行“双重合格标准”和“保护主义的配额制度”，就难免有“言词耸动”之嫌。
4月17日《联合早报·社论》也同样混淆了临床行医工作与临床实习在职权上的不同，并以此为据，认为亏待了消费者。实际上符合条件的非公民中医，在还未正式注册前就已经为消费者服务了。
引进中国中医教授
郁仁存教授在4月16日的早报访谈中认为，本地中医师的中医知识有待提高，必须引进经验丰富的中医师前来授课，以提高本地中医师的中医能力。本地也应开办中医进修班，让所有已执业的中医进修。医术的提高是无止境的，我们感谢郁教授对本地中医教育的关心。本地院校一向来都有聘请中国教授前来教导本科生的做法，并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为毕业医师创造自我提升的机会。
以下是2006年度的大略统计，可供大家参考：
2006年全年，本地各大中医团体为中医师所举办的专题演讲和短期课程的总学时为835小时，参加总人次是4044。平均每天举办2.23小时的进修课程。除此之外，还有三个硕士班和三个博士班同时进行。负责授课的老师包括中国各大中医院校的教授和当代中国著名的老中医。
郁仁存教授也提到本地现有的中医院校的教学水平有待提高，应使本地毕业生也能拥有相等于中国中医药大学毕业生一般的能力，通晓中西医。我们无从将本地中医院校毕业生和中国毕业生的能力作一比较。但可以从他们的课程安排看出一些端倪。以下列出两地五年制中医学士学位课程学时比较：
本地中医院校学生总共要要花2540学时来学习29门中医科目，中国中医院校学生也学29门中医科目，但只学1847学时，比本地生少了693学时，即少了约27%。中国中医院校学生需花906学时来学习15门西医课程，而本地中医院校学生用620学时来学13门西医课程。本地学生的临床课时为1900学时，中国中医院校学生则有1820学时。（注：以上中国中医院校的学时分配是以数所著名院校为准，个别院校的学时分配会有所上下。）
本地中医学生学时较长
相比之下，本地学生学中医的时间比中国学生较多，临床课时也比较多。而中国学生学西医的时间比本地多。本地学生学了西医课程后不能用西药，不能中西结合，若增加西医课程学时，势必影响中医课程的学时。到时少学了中医，又不能用西药，只有苦了学生，害了大众。过去50年来，本地中医师的教育和培训都是由民间包办，以微薄的财力，物力和义务劳动经营来培养出今天的这支中医队伍，撑起了本地中医的这片天，而本地每年接受中医治疗的人数也与日俱增。
在这全世界兴起中医热的时候，中国中医界的动态，备受瞩目。老中医陆广莘（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基础理论研究所原副所长）于2005年出席了一个名为“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的座谈会。座谈会纪录中有这么的一段话：
“贾谦：我从1992年开始涉足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到现在十几年了……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四亿人口，有80万通过师徒传承的中医；后来，由于余云岫等反对中医，要‘废医存药’，所以国民党政府就消灭中医，到1949年，我国只有50万中医了；现在我们是27万中医，比1949年的时候差不多又减少了一半，而我们现在的人口是13亿，是1911年的三倍还多，如果根据1911年的比例，我们现在至少应该有250万中医，但实际只有27万，再看看这27万的质量，我们调查了一些中医院，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大夫能开汤药处方，即能够辨证论治。如果按这个比例算下来，我国能够按照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大夫今天只有两三万人。再过十年，这些人退休了，可以说中国就没有中医了。今天我们不少病人说找不到好中医，事实上就是这个问题。谁是那3万以内的中医，谁又是那3万以外的中医? 后一部分人只能开化验单，开一些西药和中药，与西医几无二致。据统计，目前我们的中成药60％以上是西医开的，中医开出的不到40％。”该座谈会纪录登载于《读书》2005年第九期，同样内容也能在中国事务http://www.chinaaffairs.org 上查到。（注：贾谦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上述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目前中医学院的中医教育太缺乏中医特色，培养的中医人员实在难以担当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历来被中医大家所重视的中医经典却不断被删减，甚至成为选修课。并将中医、中药设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医不识药，药不懂医，如此割裂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结果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残废’，中医、中药都难以充分发展，即使维持原有水平都成问题。中医课程的内容也值得商榷。现在中医教材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也越来越多，甚至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这样把难以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更是无所适从，而且目前教育方法日趋简单化、公式化、规范化，失去中医学灵活多动的特色，结果学生‘中医没有学好，西医没有学到’，成为两个中专生。”（文见中医药战略网www.chinamedicine.org.cn）
前些时候，中国有人提倡将中医从主流医药中排除出去。其中原因，引人深思，也令人担心。我们很关注事情的发展，因为中国的中医前途，不仅是中国的医药问题，其影响的深远，早已超出国界。中国中医的存亡或兴衰，将无可避免的对世界的中医发展，起着广泛的作用。
本地中医科研的现实
中医发展与科学挂钩的各种问题如：中医必须用怎样的科学理论来研究？如何研究？其效果如何？在中国争议颇大，争论已久。但无论如何，做中医科研、经费、硬件、人才的需求庞大。正如早报社论所说，必须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进其门槛。撇开民办中医教育的事实，中医科研也只是空谈。
本会认为：大家关心中医是件好事。热烈的讨论将有助于了解事实的真相。希望社会大众多提意见，帮助中医事业茁壮成长，造福世界。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联合早报 2月21日的新闻
受私立教育法令约束 本地两中医院校停办学士学位课程
（2011-02-21）
魏瑜嶙 报道
受到去年4月间生效的私立教育法令约束，本地两所中医院校——新加坡中医学院和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今年起被迫停办中医学位课程。
新加坡中医学院院长郑心锦昨天在新一批毕业生典礼上讲话时说：“在2010年新出炉的私立教育法令下，私立教育理事会明令禁止两所中医院校由2011年起开办中医学士学位课程。因此，由今年起我院只能开办中医专业高级文凭。”
郑心锦说，中医学院是于2005年在“中医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下，将中医培训水平从原有的专业文凭提升至学士学位课程。现在虽然名称上不能再叫学士学位课程，但是学制、学习内容和水平将保持和之前的学士课程一样。
尽管情形如此，郑心锦还是希望在长远的将来，本地会有一所全面的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副院长黄欣杰受询时也说，在今年之前开办的博士和学士学位课程都不受新制度影响。但是，如果不能颁发学士学位，对学校的招生可能会产生影响。“虽然学习的内容和水平是一样的，不过人们对专业文凭和学士学位的看法，仍是有差别的。”
私立教育法令规定，除非获得部长批准，本地注册的私立学校都不得开办学士学位课程。
黄欣杰透露，中医学院早在去年6月就写信给教育部陈情。
他也透露，学院已在前两个月里写信给卫生部长许文远，要求准许学院继续开办学士学位课程。不过，到目前为止，学院还没有得到正面的答复。
他说，更糟的是现在中医高级专业文凭课程也连带受到影响，必须重新获得批准才能继续开办。学院每年3月的招生活动迫在眉睫，如果到时还没有获得批准，那学院只好暂停今年的招生活动。
新加坡中医学院是于昨天在滨海林荫道的职总大厦礼堂举行第42届毕业典礼，毕业生人数共122名，其中6名获得中医博士学位证书，17名获得学士学位证书。
考获中医学士学位证书第一名去年4月生效的私立教育法令规定，除非部长批准，本地注册的私校都不得开办学士学位课程。受影响的是新加坡中医学院和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
？的陈蒙娜（42岁）受访说，以前的学长学姐虽然只有专业文凭，但是一样能考取中医执照，所以她觉得有没有学士的名称对行医的实质影响不大。
“不过长远来说，若要提升本地中医的水平和人们对中医的信心，有学士的名称还是重要的。”
http://www.zaobao.com.sg/sp/sp110221_003.shtml
http://news.omy.sg/News/Local%2BNews/Story/OMYStory201102210415-223823.html
（2011-02-21）
魏瑜嶙 报道
受到去年4月间生效的私立教育法令约束，本地两所中医院校——新加坡中医学院和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今年起被迫停办中医学位课程。
新加坡中医学院院长郑心锦昨天在新一批毕业生典礼上讲话时说：“在2010年新出炉的私立教育法令下，私立教育理事会明令禁止两所中医院校由2011年起开办中医学士学位课程。因此，由今年起我院只能开办中医专业高级文凭。”
郑心锦说，中医学院是于2005年在“中医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下，将中医培训水平从原有的专业文凭提升至学士学位课程。现在虽然名称上不能再叫学士学位课程，但是学制、学习内容和水平将保持和之前的学士课程一样。
尽管情形如此，郑心锦还是希望在长远的将来，本地会有一所全面的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副院长黄欣杰受询时也说，在今年之前开办的博士和学士学位课程都不受新制度影响。但是，如果不能颁发学士学位，对学校的招生可能会产生影响。“虽然学习的内容和水平是一样的，不过人们对专业文凭和学士学位的看法，仍是有差别的。”
私立教育法令规定，除非获得部长批准，本地注册的私立学校都不得开办学士学位课程。
黄欣杰透露，中医学院早在去年6月就写信给教育部陈情。
他也透露，学院已在前两个月里写信给卫生部长许文远，要求准许学院继续开办学士学位课程。不过，到目前为止，学院还没有得到正面的答复。
他说，更糟的是现在中医高级专业文凭课程也连带受到影响，必须重新获得批准才能继续开办。学院每年3月的招生活动迫在眉睫，如果到时还没有获得批准，那学院只好暂停今年的招生活动。
新加坡中医学院是于昨天在滨海林荫道的职总大厦礼堂举行第42届毕业典礼，毕业生人数共122名，其中6名获得中医博士学位证书，17名获得学士学位证书。
考获中医学士学位证书第一名去年4月生效的私立教育法令规定，除非部长批准，本地注册的私校都不得开办学士学位课程。受影响的是新加坡中医学院和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
？的陈蒙娜（42岁）受访说，以前的学长学姐虽然只有专业文凭，但是一样能考取中医执照，所以她觉得有没有学士的名称对行医的实质影响不大。
“不过长远来说，若要提升本地中医的水平和人们对中医的信心，有学士的名称还是重要的。”
http://www.zaobao.com.sg/sp/sp110221_003.shtml
http://news.omy.sg/News/Local%2BNews/Story/OMYStory201102210415-223823.html
Sunday, February 20, 2011
马来西亚中医药发展史略
一、华族移民与中医药
中医中药从何时传入马来西亚，必需先从中国移民前来马来西亚的历史来稽考。华族侨居马来半岛最早见于唐朝（公元618年至907年），当时有少数僧侣和商人侨居马来半岛。
公元1260年，元朝忽必烈曾派遣舰队到过北婆罗州（今沙巴和砂劳越）。这一次的远征，在军事上没有意义，但在华族移民海外的历史上，却有很大的意义，作为北婆罗州地区垦荒的先驱者，后来慢慢定居下来，并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公元1405年至1432年，明朝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其中有五次到过满剌加（今马六甲）。郑和多次访问满剌加，对促进中国和满剌加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医药上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两点和中医药有关者：第一，郑和的远征，鼓励了中国沿海一带人民移居海外，特别是明末清初，华族大量南渡，才确立了今日华族在南洋一带的移民基础。第二，中国和满剌加有许多药物交流。据郑和随从费信的记录称：“满剌加于明永乐六年、九年均入贡。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540人来朝贡，贡物有玛瑙、珍珠、玳瑁、鹤顶……犀角、燕窝、苏合油、乳香、沉香、片脑、胡椒等。中国则以宝石、珍珠、丝绸、人参、麝香、樟脑等换易。”
同时，费信在他所著《星槎胜览》一书中，记载了他在马六甲的见闻，其中有一段称：“满剌加国内有一府山，一条泉流过山脚。居民在溪水中淘沙取锡。……满剌加国男女，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可见华族在马来半岛早在十四世纪之前。
至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伊里德绘制的马来地图上己标有“中国村”、“漳州门”、“中国溪”、“中国山”等地名。可见早期到马来半岛谋生的人，绝大多数是闽南和粤东等沿海地区被生活所迫的劳动人民。
在英国殖民者进行开发马来半岛期间，有感于当地马来族的劳动力不足以供开发的需求，于是英国就用一种逐骗带拐，即所谓猪仔制度的招工办法，在公元1820年至1894年，把一大批中国劳工带到马来半岛当苦役，主要是开采锡矿和种植橡树。从那一个时期，华族便大量移居马来半岛。
在马来半岛发展的过程中，华工是开发马来半岛的先驱和奠基人：曾任马来亚英移民官员的泼塞尔，在他所著《马来亚》一书中说：“假如没有中国人，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英国史学家米尔斯也称：“英属马来亚的繁荣是建筑在华工的劳动之上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众所周知，凡是有中华民族的地方，就有优秀的中华文化，也就有华族的中医药常识和其治疗药物，尤其在患病时，都会以传统的中医药医治。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早在十四世纪之前，华族所侨居的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中医中药的种子已经开始播种、生根和萌芽。至今日，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中医药已经开花结果，瑰丽灿烂！
二、中医医疗
马来西亚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和趋势，首先发轫于中医医疗为先，继而成立组织机构，继后创立中医教育学院，以培养中医中药接班人，继往开来，发扬光大。在中医医疗方面，历史最久是在公元1878年由雪兰莪荣阳回春馆所创办的中医留医所。
公元1878年（清光绪四年），即叶亚来在吉隆坡建立政权时期。当时，旅居在吉隆坡的大埔人成立了一个团体，名为“荣阳公司”，作为同乡人联络感情和急难互助的机构。当时的地点，即是在吉隆坡哥洛士街附近。
“荣阳公司”的屋宇，虽然是用亚答叶建的，但三堂两廊，却还算宽敞。屋旁附设有“回春馆”，作为大埔人同乡患病留医所，及同乡人遇不幸死亡时丧殓的地方。当时尚聘请一名中医师主理，这便是“回春馆中医留医所”创立的开始。
公元1890年，有大埔乡人在吉隆坡文良港一带做矿工者，因患病到回春馆留医。在数日之内，先后死亡者竟有八人。事后，政府派员前来调查，说是瘟疫的传染病，为了市民的安全，就下令将馆舍焚毁。回春馆留医所只经营十二年，便暂停止。
公元1909年，荣阳公司在吉隆坡半山芭购得地皮三段和一座小洋房。并复办“回春馆留医所”，继续供给贫病同乡留医之所及死亡者丧殓之地。凡贫病留医者，由该馆供给伙食，赠医施药，给同乡人以莫大的方便。
公元1932年，回春馆忽接政府来函，谓该馆之留医措施，未臻完善，不合卫生条件，必须另建适合医院设备之馆舍，且须聘请有执照之西医前来监督医务，方准续办，经过回春理事会讨论后，咸以当时经费开销常感不敷，实无从遵照政府之要求，遂议决停办。至此，回春馆留医事务终告停顿。
在马来西亚中医史上，由大埔人在公元1878年所创办的回春馆中医留医院先后有32年之历史，是马来西亚最早的中医留医所。
继雪兰莪荣阳公司创办“回春馆留医所”三年后，吉隆坡同善医院也在公元1881年创立，迄今有118年之悠久历史。同善医院的前身称为“培善堂”，原由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叶观盛所创建的。当时，叶观盛有鉴于锡旷工人，患病者众，缺乏医药照顾，情况凄凉，遂斥资负责提供医疗服务，贫穷病黎不幸逝世，甚至施棺助葬。
十九世纪末时，吉隆坡发展迅速。当时吉隆坡附近华人矿区的华族人口激增，约有四万余人。因此，前往：培善堂“求诊人数也渐多，叶观盛把自己独资维持有十三年的“培善堂”发展为慈善机构，公元1894年改为“同善医院”，取“善”与人“同”之意，俾能募集巨资，扩充设备，为更多贫病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不久，叶观盛的宏愿，获得各界热心人士的支持，共得义款一万余元，遂扩展院址，增建医楼。
同善医院初期拥有两座医楼，共有二百张床位。院方备有数辆用牛只拖拉的救伤车，从矿场运载病重的矿工到医院诊治。以后，陆续增建扩充，除中医门诊外，尚设有中医留医楼，为今天全马唯一的中医留医院。
公元1970年同善医院增办西医门诊部。1976年又设立“专科医药中心”（西医），租赁给十三位专科医生设立私人诊疗所。
纵观吉隆坡同善医院118年的发展历史，从初期创办便以中医起家，迨至1970年增办西医部后，虽言同善医院是一所中西医合壁的医院，但从增办西医部后，西医部便不断力求增建和扩充，从原来95张病床到1988年西医大楼落成后，病床总共增加至379张。反观中医部仍然保留早期的建筑物和面貌，没有增建和扩充。今天，高矗、新颖的西医大楼和低矮、古旧的中医部建筑物，反映了同善医院在发展中西医方向的不平衡，这值得现今同善医院同人三思。
继吉隆坡同善医院创办三年后，摈城南华医院也在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创立。由于南华医院地点适中，加上人民对中医药的极度信赖，且对该院的施医赠药的精神大表赞赏，市民遂Muntry Street改为“南华医院街”，街名沿用至今。
不久南华医院成立二处分院，一在打铁街9号，称为第一分院；一在头条路，称为第二分院。1961年，第一分院迁往青草巷。1981年，南华医院大厦在青草巷落成，除保留中医门诊部，并增设西医部，设有200张床位，二间手术室，设立20个西医专科。
南华医院也从中医起家，但发展的结果，也是和吉隆坡的同善医院一样，重视并大力发展西医；对于中医，只是保留有中医的存在而忽略了中医的发展，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直叫人感叹至极！
在50年代，也有两所较规模的中医慈善医院先后在吉隆坡和怡保成立。吉隆坡中华施诊所是由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所主办，成立于1954年，至今已有45年的历史。霹雳中华医院是由霹雳中医师公会所主办，成立于1956年，至今已有43年的历史。
从50年代开始至今，在马来西亚各州先后成立中医施诊所，为数约有30余所，宗旨在于赠医施药，为民服务，并进一步推广中医医疗事业发展。
三、中医药组织
中医中药传入马来西亚虽然自十四世纪便有史籍可考，但中医中药有组织机构却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最早的中医中药组织是麻坡中医研究所（1924年）、雪兰莪杏林别墅（1925年）、霹雳药材行（1925年）及槟城中医联合会（1928年）。
以上四个中医药团体相继成立于二十年代，继后成立的中医药组织迄今己有三十多个，分布在马来西亚各州，各自发展。如今，在马华医药总会的领导下，步伐一致，共同争取切身权益，并努力不懈地把中医中药发扬光大。
马来西亚中医中药的组织机构是由二种不同因素而成立起来。第一，为了发扬中医中药学术而组织，如槟城属高渊中医研究社、麻坡中医中药公会、霹雳针灸学会、沙巴针灸学会、砂劳越中医药学院、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柔佛中医师公会及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等等。
第二，为了捍卫中医中药的生存权益而组织，如马华医药总会最可为代表性。该会是在1954年英殖民地政府为了征收中药人口税而抗争，进一步团结中医中药同业而组织起来。常言道：因祸得福。马华医药总会成为今天马来西亚全国中医中药界凝聚力之中心。其它有诗巫药商公会、古晋药商公会、昔加未属药业公会、马六甲中药公会、柔南中医药公会，森美兰中医中药公会、霹雳中医中药公会。沙巴州中医师公会等等。
马来西亚中医中药的组织机构虽然基于上述二项目标而成立，但有的团体只照顾自身会员的权益而存在，平时会务不甚活动。有的却更进一步推广中医中药学术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该会自1946年12月19日成立以来，不但为会友争取切身利益，同时在1954年创办中华施诊所，救济贫病者而赠医施药。该会亦自1955年主持马来西亚中医学院的一切教学事务，落力栽培中医药人才。1983年第二届及1996年第五届亚细安中医药学术大会在吉隆坡举行，该会承担工委会之重任等等。其它有槟城中医中药联合会主办槟榔屿中医学院，霹雳中医师公会主办霹雳中华医院，霹雳中医中药联合会主办中医学院及柔佛州中医师公会主办慈善医院等等。
由此可见，一个中医药团体只照顾本身会员之权益而没有其它活动，则其会务较沉静；相反的，一个中医药团体除了照顾本身会员权益之外，更进一步推广中医教育，中医医疗及中医学术等活动，则该团体的生命力便会呈现非常活跃的状况，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也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同时，中医中药机构也负起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中医药文化。盖中医药文化也是马来西亚华族传统文化组成的部份。所以，在马来西亚的中医中药虽然先后是受到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的歧视和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的压制，却始终巍如泰山，不仅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特色，也通过中医中药进一步为其它民族的保健服务，加强民族间的友好和团结。
在发扬中医中药方面，马来西亚的中医中药组织机构始终扮演着主导力量，也是推动中医中药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易言之，马来西亚中医中药的组织领导和主办中医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及开展各种中医药的学术活动。
四、中医教育
在1950年之前，马来西亚的中医师大部份来自中国或香港；一部份是由本地老中医以传授中医知识给徒弟或子女；一部份则靠自修及积累经验而挂牌行医。
然而，在1950年间，马来亚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移民限制条例，致使中国中医师不能再进入马来西亚。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马来西亚中医药界咸感终有一天，原有的中医师将会逐渐老迈而后继无人，造成未来严重缺乏中医药人才。
1955年1月30日，在马华医药总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便由中马中医师公会（1989年1月改为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提出“创办医药学校以培育人才”的动议，立即获得与会代表们一致赞成并通过。
在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后，终于在1955年10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马来西亚中医药界所创办的第一所中医教育机构，也是马来西亚中医教育事业开始走上第一步，意义重大。
马来西亚中医学院是由马华医药总会主办，但由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负责主持教务，并以中华施诊所和同善医院为学员作临床实习场所。
马来西亚中医学院创办至今已有44年，有19届毕业生共五百多名。初办时为四年夜学制，1978年改为五年夜学制，于1990年又改为全日制。1992年该学院又与广州中医药大学联办中医学士学位课程班，现已有3届毕业生取得广州中医药大学及马来西亚中医学院之毕业证书。
此外，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在1964年主办槟榔屿中医学院，霹雳中医中药联合会在1967年主办霹雳中医学院，槟城中医师公会在1989年主办槟城中医研究学院，以及已停办的砂劳越中医药学院、柔佛州中医学院及诗巫中医学夜校，总共培养一千多名的中医师，使马来西亚的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并且积极地推动马来西亚中医药事业向前发展。
更可喜的是，在1997年9月间，马来西亚中医师针灸专业学会和中国天津中医学院在吉隆坡联办针灸硕士学位研究生班，学期三年。三年后，马来西亚中医界将涌现一批有硕士学位的高级人才，将进一步提高马来西亚的中医教育水平。
中医教育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源泉和原动力。一个国家若没有中医教育来培养中医人才，那么，中医事业就会呈现萎靡不振，近乎自我消灭的境地；有了中医教育的发展，那么，那个国家的中医药就会呈现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
就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来说，他们都有中医学院的设立，并且己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历史，两国的中医学院总共栽培二千五百多名中医师，所以两国的中医事业的发展凌驾于其它东南亚国家。反过来看，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寮国、越南、泰国、柬埔寨、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由于客观条件恶劣，中医教育兴不起来，所以这些国家的中医事业始终非常落后，近乎灭亡的境地。
因此，任何国家的中医事业要兴旺发展，首要工作务必先发展中医教育，那么，中医事业才会出现“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医事业万年青”的佳境。
来源：《马来西亚中医药信息》
中医中药从何时传入马来西亚，必需先从中国移民前来马来西亚的历史来稽考。华族侨居马来半岛最早见于唐朝（公元618年至907年），当时有少数僧侣和商人侨居马来半岛。
公元1260年，元朝忽必烈曾派遣舰队到过北婆罗州（今沙巴和砂劳越）。这一次的远征，在军事上没有意义，但在华族移民海外的历史上，却有很大的意义，作为北婆罗州地区垦荒的先驱者，后来慢慢定居下来，并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公元1405年至1432年，明朝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其中有五次到过满剌加（今马六甲）。郑和多次访问满剌加，对促进中国和满剌加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医药上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两点和中医药有关者：第一，郑和的远征，鼓励了中国沿海一带人民移居海外，特别是明末清初，华族大量南渡，才确立了今日华族在南洋一带的移民基础。第二，中国和满剌加有许多药物交流。据郑和随从费信的记录称：“满剌加于明永乐六年、九年均入贡。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540人来朝贡，贡物有玛瑙、珍珠、玳瑁、鹤顶……犀角、燕窝、苏合油、乳香、沉香、片脑、胡椒等。中国则以宝石、珍珠、丝绸、人参、麝香、樟脑等换易。”
同时，费信在他所著《星槎胜览》一书中，记载了他在马六甲的见闻，其中有一段称：“满剌加国内有一府山，一条泉流过山脚。居民在溪水中淘沙取锡。……满剌加国男女，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可见华族在马来半岛早在十四世纪之前。
至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伊里德绘制的马来地图上己标有“中国村”、“漳州门”、“中国溪”、“中国山”等地名。可见早期到马来半岛谋生的人，绝大多数是闽南和粤东等沿海地区被生活所迫的劳动人民。
在英国殖民者进行开发马来半岛期间，有感于当地马来族的劳动力不足以供开发的需求，于是英国就用一种逐骗带拐，即所谓猪仔制度的招工办法，在公元1820年至1894年，把一大批中国劳工带到马来半岛当苦役，主要是开采锡矿和种植橡树。从那一个时期，华族便大量移居马来半岛。
在马来半岛发展的过程中，华工是开发马来半岛的先驱和奠基人：曾任马来亚英移民官员的泼塞尔，在他所著《马来亚》一书中说：“假如没有中国人，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英国史学家米尔斯也称：“英属马来亚的繁荣是建筑在华工的劳动之上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众所周知，凡是有中华民族的地方，就有优秀的中华文化，也就有华族的中医药常识和其治疗药物，尤其在患病时，都会以传统的中医药医治。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早在十四世纪之前，华族所侨居的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中医中药的种子已经开始播种、生根和萌芽。至今日，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中医药已经开花结果，瑰丽灿烂！
二、中医医疗
马来西亚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和趋势，首先发轫于中医医疗为先，继而成立组织机构，继后创立中医教育学院，以培养中医中药接班人，继往开来，发扬光大。在中医医疗方面，历史最久是在公元1878年由雪兰莪荣阳回春馆所创办的中医留医所。
公元1878年（清光绪四年），即叶亚来在吉隆坡建立政权时期。当时，旅居在吉隆坡的大埔人成立了一个团体，名为“荣阳公司”，作为同乡人联络感情和急难互助的机构。当时的地点，即是在吉隆坡哥洛士街附近。
“荣阳公司”的屋宇，虽然是用亚答叶建的，但三堂两廊，却还算宽敞。屋旁附设有“回春馆”，作为大埔人同乡患病留医所，及同乡人遇不幸死亡时丧殓的地方。当时尚聘请一名中医师主理，这便是“回春馆中医留医所”创立的开始。
公元1890年，有大埔乡人在吉隆坡文良港一带做矿工者，因患病到回春馆留医。在数日之内，先后死亡者竟有八人。事后，政府派员前来调查，说是瘟疫的传染病，为了市民的安全，就下令将馆舍焚毁。回春馆留医所只经营十二年，便暂停止。
公元1909年，荣阳公司在吉隆坡半山芭购得地皮三段和一座小洋房。并复办“回春馆留医所”，继续供给贫病同乡留医之所及死亡者丧殓之地。凡贫病留医者，由该馆供给伙食，赠医施药，给同乡人以莫大的方便。
公元1932年，回春馆忽接政府来函，谓该馆之留医措施，未臻完善，不合卫生条件，必须另建适合医院设备之馆舍，且须聘请有执照之西医前来监督医务，方准续办，经过回春理事会讨论后，咸以当时经费开销常感不敷，实无从遵照政府之要求，遂议决停办。至此，回春馆留医事务终告停顿。
在马来西亚中医史上，由大埔人在公元1878年所创办的回春馆中医留医院先后有32年之历史，是马来西亚最早的中医留医所。
继雪兰莪荣阳公司创办“回春馆留医所”三年后，吉隆坡同善医院也在公元1881年创立，迄今有118年之悠久历史。同善医院的前身称为“培善堂”，原由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叶观盛所创建的。当时，叶观盛有鉴于锡旷工人，患病者众，缺乏医药照顾，情况凄凉，遂斥资负责提供医疗服务，贫穷病黎不幸逝世，甚至施棺助葬。
十九世纪末时，吉隆坡发展迅速。当时吉隆坡附近华人矿区的华族人口激增，约有四万余人。因此，前往：培善堂“求诊人数也渐多，叶观盛把自己独资维持有十三年的“培善堂”发展为慈善机构，公元1894年改为“同善医院”，取“善”与人“同”之意，俾能募集巨资，扩充设备，为更多贫病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不久，叶观盛的宏愿，获得各界热心人士的支持，共得义款一万余元，遂扩展院址，增建医楼。
同善医院初期拥有两座医楼，共有二百张床位。院方备有数辆用牛只拖拉的救伤车，从矿场运载病重的矿工到医院诊治。以后，陆续增建扩充，除中医门诊外，尚设有中医留医楼，为今天全马唯一的中医留医院。
公元1970年同善医院增办西医门诊部。1976年又设立“专科医药中心”（西医），租赁给十三位专科医生设立私人诊疗所。
纵观吉隆坡同善医院118年的发展历史，从初期创办便以中医起家，迨至1970年增办西医部后，虽言同善医院是一所中西医合壁的医院，但从增办西医部后，西医部便不断力求增建和扩充，从原来95张病床到1988年西医大楼落成后，病床总共增加至379张。反观中医部仍然保留早期的建筑物和面貌，没有增建和扩充。今天，高矗、新颖的西医大楼和低矮、古旧的中医部建筑物，反映了同善医院在发展中西医方向的不平衡，这值得现今同善医院同人三思。
继吉隆坡同善医院创办三年后，摈城南华医院也在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创立。由于南华医院地点适中，加上人民对中医药的极度信赖，且对该院的施医赠药的精神大表赞赏，市民遂Muntry Street改为“南华医院街”，街名沿用至今。
不久南华医院成立二处分院，一在打铁街9号，称为第一分院；一在头条路，称为第二分院。1961年，第一分院迁往青草巷。1981年，南华医院大厦在青草巷落成，除保留中医门诊部，并增设西医部，设有200张床位，二间手术室，设立20个西医专科。
南华医院也从中医起家，但发展的结果，也是和吉隆坡的同善医院一样，重视并大力发展西医；对于中医，只是保留有中医的存在而忽略了中医的发展，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直叫人感叹至极！
在50年代，也有两所较规模的中医慈善医院先后在吉隆坡和怡保成立。吉隆坡中华施诊所是由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所主办，成立于1954年，至今已有45年的历史。霹雳中华医院是由霹雳中医师公会所主办，成立于1956年，至今已有43年的历史。
从50年代开始至今，在马来西亚各州先后成立中医施诊所，为数约有30余所，宗旨在于赠医施药，为民服务，并进一步推广中医医疗事业发展。
三、中医药组织
中医中药传入马来西亚虽然自十四世纪便有史籍可考，但中医中药有组织机构却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最早的中医中药组织是麻坡中医研究所（1924年）、雪兰莪杏林别墅（1925年）、霹雳药材行（1925年）及槟城中医联合会（1928年）。
以上四个中医药团体相继成立于二十年代，继后成立的中医药组织迄今己有三十多个，分布在马来西亚各州，各自发展。如今，在马华医药总会的领导下，步伐一致，共同争取切身权益，并努力不懈地把中医中药发扬光大。
马来西亚中医中药的组织机构是由二种不同因素而成立起来。第一，为了发扬中医中药学术而组织，如槟城属高渊中医研究社、麻坡中医中药公会、霹雳针灸学会、沙巴针灸学会、砂劳越中医药学院、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柔佛中医师公会及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等等。
第二，为了捍卫中医中药的生存权益而组织，如马华医药总会最可为代表性。该会是在1954年英殖民地政府为了征收中药人口税而抗争，进一步团结中医中药同业而组织起来。常言道：因祸得福。马华医药总会成为今天马来西亚全国中医中药界凝聚力之中心。其它有诗巫药商公会、古晋药商公会、昔加未属药业公会、马六甲中药公会、柔南中医药公会，森美兰中医中药公会、霹雳中医中药公会。沙巴州中医师公会等等。
马来西亚中医中药的组织机构虽然基于上述二项目标而成立，但有的团体只照顾自身会员的权益而存在，平时会务不甚活动。有的却更进一步推广中医中药学术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该会自1946年12月19日成立以来，不但为会友争取切身利益，同时在1954年创办中华施诊所，救济贫病者而赠医施药。该会亦自1955年主持马来西亚中医学院的一切教学事务，落力栽培中医药人才。1983年第二届及1996年第五届亚细安中医药学术大会在吉隆坡举行，该会承担工委会之重任等等。其它有槟城中医中药联合会主办槟榔屿中医学院，霹雳中医师公会主办霹雳中华医院，霹雳中医中药联合会主办中医学院及柔佛州中医师公会主办慈善医院等等。
由此可见，一个中医药团体只照顾本身会员之权益而没有其它活动，则其会务较沉静；相反的，一个中医药团体除了照顾本身会员权益之外，更进一步推广中医教育，中医医疗及中医学术等活动，则该团体的生命力便会呈现非常活跃的状况，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也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同时，中医中药机构也负起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中医药文化。盖中医药文化也是马来西亚华族传统文化组成的部份。所以，在马来西亚的中医中药虽然先后是受到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的歧视和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的压制，却始终巍如泰山，不仅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特色，也通过中医中药进一步为其它民族的保健服务，加强民族间的友好和团结。
在发扬中医中药方面，马来西亚的中医中药组织机构始终扮演着主导力量，也是推动中医中药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易言之，马来西亚中医中药的组织领导和主办中医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及开展各种中医药的学术活动。
四、中医教育
在1950年之前，马来西亚的中医师大部份来自中国或香港；一部份是由本地老中医以传授中医知识给徒弟或子女；一部份则靠自修及积累经验而挂牌行医。
然而，在1950年间，马来亚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移民限制条例，致使中国中医师不能再进入马来西亚。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马来西亚中医药界咸感终有一天，原有的中医师将会逐渐老迈而后继无人，造成未来严重缺乏中医药人才。
1955年1月30日，在马华医药总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便由中马中医师公会（1989年1月改为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提出“创办医药学校以培育人才”的动议，立即获得与会代表们一致赞成并通过。
在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后，终于在1955年10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马来西亚中医药界所创办的第一所中医教育机构，也是马来西亚中医教育事业开始走上第一步，意义重大。
马来西亚中医学院是由马华医药总会主办，但由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负责主持教务，并以中华施诊所和同善医院为学员作临床实习场所。
马来西亚中医学院创办至今已有44年，有19届毕业生共五百多名。初办时为四年夜学制，1978年改为五年夜学制，于1990年又改为全日制。1992年该学院又与广州中医药大学联办中医学士学位课程班，现已有3届毕业生取得广州中医药大学及马来西亚中医学院之毕业证书。
此外，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在1964年主办槟榔屿中医学院，霹雳中医中药联合会在1967年主办霹雳中医学院，槟城中医师公会在1989年主办槟城中医研究学院，以及已停办的砂劳越中医药学院、柔佛州中医学院及诗巫中医学夜校，总共培养一千多名的中医师，使马来西亚的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并且积极地推动马来西亚中医药事业向前发展。
更可喜的是，在1997年9月间，马来西亚中医师针灸专业学会和中国天津中医学院在吉隆坡联办针灸硕士学位研究生班，学期三年。三年后，马来西亚中医界将涌现一批有硕士学位的高级人才，将进一步提高马来西亚的中医教育水平。
中医教育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源泉和原动力。一个国家若没有中医教育来培养中医人才，那么，中医事业就会呈现萎靡不振，近乎自我消灭的境地；有了中医教育的发展，那么，那个国家的中医药就会呈现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
就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来说，他们都有中医学院的设立，并且己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历史，两国的中医学院总共栽培二千五百多名中医师，所以两国的中医事业的发展凌驾于其它东南亚国家。反过来看，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寮国、越南、泰国、柬埔寨、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由于客观条件恶劣，中医教育兴不起来，所以这些国家的中医事业始终非常落后，近乎灭亡的境地。
因此，任何国家的中医事业要兴旺发展，首要工作务必先发展中医教育，那么，中医事业才会出现“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医事业万年青”的佳境。
来源：《马来西亚中医药信息》
Thursday, January 6, 2011
Monday, November 8, 2010
中医师： 要防烟雾引发疾病 应根据体质从饮食着手
新加坡中医医学研究院院长郭美伶医师说，根据中医，现在的烟雾情况属于湿和热，就是“湿浊”，不同体质的人会有不同反应，人们可根据自己的体质从饮食上预防疾病。她指出，受烟雾影响的人有三种：
受烟雾影响人有三种
一、肺部比较弱的人会出现咳嗽、鼻塞、咽喉等跟肺部系统有关的问题，应该吃润肺的饮食和草药如薄荷；
二、肠胃不佳的病人，会出现胃胀、胃口不好、疲倦等症状，应该食用扁豆、中国薏米、冬瓜等利于调肠胃的食物；
三、关节不好的病人，会比较容易出现关节酸痛问题。
郭美伶医师说，一般公众可交替吃喝薏米、冬瓜、薄荷、夏桑菊，身体较差的人可吃扁豆、淮山、四神汤；但一般人若没有明显发热的现象，喝薏米水、五花茶、去湿茶等就行了，不应该喝过凉的。
她建议大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若没有特别不舒服，就饮食清淡，少吃煎炸油腻的食物。也可以考虑少出门、早睡早起，因为现在天气不好，抵抗力差，如果睡眠不足，又熬夜，情况就会更糟”。
百汇医疗门诊部执行总监孙勇平医生也说，环境出现烟雾，中医和西医都建议病人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来预防疾病；虽然现在空气受到污染，不宜作户外运动，他还是建议大家在室内做一些运动。
《联合早报》
（编辑：黄秀茱）
受烟雾影响人有三种
一、肺部比较弱的人会出现咳嗽、鼻塞、咽喉等跟肺部系统有关的问题，应该吃润肺的饮食和草药如薄荷；
二、肠胃不佳的病人，会出现胃胀、胃口不好、疲倦等症状，应该食用扁豆、中国薏米、冬瓜等利于调肠胃的食物；
三、关节不好的病人，会比较容易出现关节酸痛问题。
郭美伶医师说，一般公众可交替吃喝薏米、冬瓜、薄荷、夏桑菊，身体较差的人可吃扁豆、淮山、四神汤；但一般人若没有明显发热的现象，喝薏米水、五花茶、去湿茶等就行了，不应该喝过凉的。
她建议大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若没有特别不舒服，就饮食清淡，少吃煎炸油腻的食物。也可以考虑少出门、早睡早起，因为现在天气不好，抵抗力差，如果睡眠不足，又熬夜，情况就会更糟”。
百汇医疗门诊部执行总监孙勇平医生也说，环境出现烟雾，中医和西医都建议病人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来预防疾病；虽然现在空气受到污染，不宜作户外运动，他还是建议大家在室内做一些运动。
《联合早报》
（编辑：黄秀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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